卡普阿斯河，婆罗洲原住民的生命之河

POSTED ON 7 八月, 2016

编译：乌舜安咿

图：Mongabay

作者：Vanessa Nirode

一个与达雅普南族的雨林之行，从中讨论原住民的权利，包括了解他们如何管治领土。

达雅普南族视森林为他们的宗教、食物、水源、庇护、医药和防御场所。他们照顾和守护这个森林有几个世纪了。

印尼原住民发动抗争争取他们的土地权益。印尼总统Jokowi许诺优先通过他们期待已久的法律权利，但进度却是缓慢。

一些人担心，如果印尼原住民被赋予土地的绝对权力，那他们只会以拍卖的方式将土地卖给叫价高的出价者。

近期的研究显示，原住民是最适合管理森林的保护者。

从Betung Kerihun国家公园的官方轻型飞机上拍摄的丹绒罗康村庄鸟瞰图。

伊戈站在卡普阿斯河（Kapuas River）河岸，其右手握着两粒小石头，不停转动着。穿着黑色的紧身裤、两旁袖子都被剪掉的黑色T恤，以及一双白色的塑胶鞋。他转头对后方的我们微笑，接着脱下鞋子放在巨石上，将背包放在倾斜的树旁。乌町和欧贝正在烧烤刚捕获的鱼只，而沉默的那位则在河旁洗盘子和杯子。这四名达雅普南人（Dayak Punan）带着我们：两名英国人、一名丹麦人和一名美国人，徒步旅行，从婆罗洲雨林的西部到东部。

伊戈弯下身子和双腿、右手划出优美的弧线，他抛了抛手上的石头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，然后七次，我们发出了欢呼声，伊戈接着在卡普阿斯河岸跳了一支武士舞。伊戈、乌町、欧贝和沉默的那位，四人住在丹绒罗康（Tanjung Lokang），当你穿过婆罗洲朝东，进入森林前的最后一个村庄。丹绒罗康，建在河岸边的村庄，从Putussibau镇乘坐快艇也需9至13小时的船程才抵达。多年前，传教士建了一条通往村庄中心的狭窄柏油路，淡紫色、红色、和绿色的屋子排列在两侧。

婆罗洲岛屿上的印尼西加里曼丹领域（红色）。丹绒罗康坐落在东部，靠近加里曼丹东部和中部的界线。图：TUBS/Wikimedia Commons

婆罗洲岛屿上的印尼西加里曼丹领域（红色）。丹绒罗康坐落在东部，靠近加里曼丹东部和中部的界线。达雅普南族，印尼上百个原住民族之一，视森林为他们的宗教、食物、水源、庇护、医药和防御场所。他们照顾和守护这个森林有几个世纪了。在70年代初期，印尼将近70巴仙的土地是由林业部（已与环境部结合）指定为国有森林。印尼政府将国有森林包含原住民生活与使用的土地在内，划分为受保护森林和经济林。政府分发种植林执照、伐木与采石执照，以及在没有咨询与通知当地社区之下，将部分森林转变为非森林区。以致，土地纠纷案日渐增加。根据印尼人权委员会（KomnasHAM），被划分为国有森林的原住民土地所造成的纠纷，“情况强烈，往往无法解决。”约有3万1957人居住在森林区内，其中70巴仙的村民是依赖森林资源的生存。

这微型水利发电站是由双溪鲁阿（Sungai Luar）村民自费、设计建设与安装。该村庄位于西加里曼丹的乌鲁卡普阿斯区（Kapuas Hulu）。照片：Yves Laumonier/CIFOR

这微型水利发电站是由双溪鲁阿（Sungai Luar）村民自费、设计建设与安装。该村庄位于西加里曼丹的乌鲁卡普阿斯区（Kapuas Hulu）。2012年，群岛原住民同盟（AMAN）与两名原住民社区代表提出了1999年森林法的司法审查。2013年，印尼宪法法庭通过判决，将原住民的习俗森林从国有森林中抽出，即这判决宣告原住民有治理森林的权利。然而，印尼政府却在执行判决的行动上缓慢且做很少。

1998年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后，群岛原住民同盟开始展开设定法案运动，要求国家认同与保护原住民权利。2009年，印尼政府开始制定有关法令，包括2013年和2014年的立法议程，但缺了2015年的。现任总统Jokowi许诺优先通过认同与保护原住民权益的法案。

森林人民计划（Forest Peoples Programme）的Marcus Colchester表示，“这项法案为国家认同与保护原住民权利这事件上带来明确的讯息。林业部还没有建立一个机制修改其林业管理以配合这一裁决，只是发出了指示，即当地政府会解决此问题。”

巴布亚省的达尼族（Dani），身在印尼的新几内亚，是世界上最语言多样化的岛屿。与婆罗洲或大部分印尼不一样，巴布亚省是美拉尼西亚人（Melanesian）的家。照片：Rhett A.Butler

丹绒罗康是位于Betung Kerihun国家公园内的其中一个村庄。Betung Kerihun国家公园占地80万公顷，是大量且多元动植物的栖身所。Kompakh（Komunitas Pariwisata Kapuas Hulu）是设立在Putussibau的独立组织，旨在推广和组织永续与可靠的乌鲁卡普阿斯的旅游业（位于西加里曼丹）。

Kompakh主席Hermas Maring表示，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让当地社区参与其永续旅游业。

Hermas担心原住民不足装备的管理土地，某程度而言是保护自然资源，免于外来者涉入。他认为，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出方案供政府和当地社区一同管理森林。“如果原住民有绝对的土地权，尤其是森林，那我担心是自然资源被开采。你知道若这真的发生，那当地人什么都得不到；只有财主和投资者从中获益。因此，政府必须加入当地人一同管理土地/森林，尤其是在聘请当地人在国家公园中工作，当有旅者或研究者过来时，当地人可与他们一同策划有关旅程或研究所需的方向。Hermas说道，很多非政府愿意帮助当地社区，但却甚少与社区有链接。“他们并不知道当地社区经常不足能力或金钱去管理他们的土地，以致邀来投资者参与却导致土地被破坏。”

Masrani（坐着）与他的父亲Petrus Asuy，是达雅本努阿克族（Dayak Benuaq），来自东加里曼丹的Muara Tae村庄。他们表示邻村Muara Ponak村庄的小部分村民在欺诈性交换下，将社区习俗地卖给了棕油公司。这件事情受到国际关注，并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高峰会上被强调说明。照片：Tom Johsom

回到森林，乌町凝视着我们前方的泥污的陡壁。他用一只手调整头顶的稻草帽，另一只手伸向我。“不好”，他说，“不好。”我叹了一声，捉着他的手。他把我从斜坡拉过去，在狭隘平地上休息几秒钟。我看着前方的小径，那是令人昏乱地陡峭角度，末端是充满岩石的河岸。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，乌町领前，并随时扶助随后的我。我的右手因被他紧握着而疼痛。最后走到河岸时，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跳下河岸的岩石堆。乌町的脚步稳扎，在岩石堆上行走绝不摇摆不定，并我们一个接一个通行中，撑着我们，成了我们的支架。走在我前方的乌町放缓步伐，一直领着我。我们走过了整片森林。一路上我问了他很多问题，关于他的家庭、他的孩子、他的孙儿，关于森林和灵魂。我也问了关于电视、电台，和建小路的传教士。我接着问了土地权益、政府和森林采伐。当他告诉我有多少个孩子和孙儿时，他笑了。是的，他认识传教士建的小路是好事，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有轮子的物件，除了奥贝骑行整个村庄的脚踏车。还有，他不明白何以政府认为当局“拥有”他的土地。“只有富人和来访者要谈到拥有土地的事宜。”乌町说道。

卡普阿斯河上的快艇。摄影：Lucy McHugh/CIFOR

“很少人知道问题的存在。问题在于大部分的森林并没有得到好管理，皆因贪污和无法合作。”Hermas如此告诉我。Mina Setra是群岛原住民同盟的组织发展、资讯沟通和资源分配组副主任。“我想在谈到联合管理之前，政府必须担保原住民社区的土地权。如果他们缺乏技术，那便是政府的责任来加强原住民社区的能力。政府也必须愿意学习传统和本土的管理土地的知识。”Mina指出，当地原住民族群有管理和保护森林与环境的一套方法，那是传统经验证的系统。森林开伐和环境问题始于政府带来的大型发展计划。近年的研究显示，原住民是最适合管理森林的保护者。在不久前的奥斯陆REDD交流会议上，会议主轴在原住民在REDD+的政策与实行中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注：REDD+为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（Reduction in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）Mina接着说，“依我的观点，政府与原住民当然可以合作，只要明晰权利、确保自由、优先和事前通知所涉及的整个社群（以社群的集体决定为准，不是个人或精英掌控）、彼此尊重和清楚的利益共享。”

（图7）左起：杜伊（沉默的那位）、伊戈、奥贝和乌町。照片：Vanessa Nirode

在架起帐篷后，来自丹绒罗康的那四人拿了用树枝做的长矛进入黑夜的森林中捕猎。其余的我们，非猎人和客人，守在火堆旁，阅读、说故事，渐渐的入睡。大约在一小时后，四人又迅速的出现在眼前，拖拉着一只庞大的野猪，他们仅用一支长矛将野猪猎杀。我们围在一起，手起刀落、熟练的宰割野猪。那一晚，我们有了肉食作晚餐，剩余的，我们用火烤至清晨，以作接着路程的粮食。奥贝告诉我，森林经常提供养料给他们，但他们只拿足够家庭和客人所用的，不会多取。我问他对于政府拥有森林的说法如何看待，他简单的回答道：“森林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照顾它，它照顾我们。”

在穿越婆罗洲森林的一路上，沉默的那位从来不穿鞋。他从丹绒罗康至更内陆的Nanga Bungan都是赤脚的。我问他为何不穿上鞋子？他回答到：“我知道如何走路。”

原文：Mongab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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